当人能认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生命的起点，可是却不知道终点。暴徒里的男孩也拥有了生命，而在他成长的环境里，在非洲落魄不堪的平民窟里他无法找到生命的归宿——人活着的使命。他是被动的，一个在四周充满了饥饿、瘟疫、颓败的地方飘零的灵魂只能为了生存而顺应环境的法则。他们不能去创造，或者说他们从出生就已经被剥夺了创造的权利，所以他们用成长的岁月来掠夺，他们习惯了夺取，利落而不留余地。被动的掠夺。
杀人劫财对于他们没有命运的债务，生存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主题。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生存法则也和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的法则一样会受到挑战。波士顿被自己内心所追求的体面生活所驱使对男孩们的生活准则发起了挑战，故事惊起了第一轮波澜，猛然的冲击是决不会被接受的，就像资本主义以炫耀的张扬姿态进入中国时，康熙皇帝会坚持他的社会才是天国。他打了波士顿，而当晚在他遇见一个开着宝马的妇人时他自然而然地维持了属于他的行为准则。
意外却是在那辆他抢到的宝马里有一个尚未脱奶的孩子
在我看来有点弱智的片子。但也只有弱智才能在最后围剿的警察面前，高举双臂，放弃暴力。
或许也可描述为因一种心理缺失而导致的暴徒的致命缺陷。缺陷的根源是暴徒年幼时温情与爱的极端匮乏。
大概男人气息越浓厚的地方，越懂得保护女人和小孩。所以战争中会把女人和孩子的加入作为国家的耻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所谓的穆桂英挂帅就挺有意思的了。而想到王昭君出塞，等等，就不想想下去了。
暴徒打伤了女人的腿，把车开走，发现了襁褓中的婴儿，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婴儿的哭。让人无法离弃的哭。这时候，那深埋在暴力底下的温情和匮乏不知道像什么样的打击到了暴徒空荡荡的内心。他居然把孩子抱走了。从这时开始，冷酷强干的暴徒，就傻了，就向着温柔编织的迷幻网络走去了。他实在地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骨血，然后从孩子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存活。然后，他开始养孩子。
他又看到了女人，喂孩子的女人。身上是暖暖的橙色和深红色，屋子里拼贴着表达心情的色彩和光影。他忘情地观看，笑，嘴巴微张的笑，眼睛也明朗柔和。手里的枪已倒垂下来。他也回忆
故事是老套的。人们还是喜欢欣赏悔过自新的过程，他们总擅长赞扬自己的人性。暴徒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杀人，他们可能只是缺乏安全感的困兽，上膛的枪也掩饰不了他们的脆弱。武器霸权泯灭了所有的交流，那是极端的不信任。人被当作物来对待——人的物化是对灵魂意义的消解，而对生命的轻蔑更令人恐惧。虽然那已然是一条不归路，但我们总是相信他们可以被救赎，那是我们开始习以为常的戏剧性转变。我们以全知的姿态，看到了暴徒的全部生活和良心发现，辛酸，认同，然后原谅。他们所说的“正道”，大概就是要求“以德服人”——有时候这看起来好像一个自以为是的噱头，事实是，人性更像一个安全的堡垒——我们观看他们的救赎，然后自己感到安全。
说远了。开头赌博的摄影让人想起两杆大烟枪，而我更怀念《上帝之城》开篇那段节奏强劲的视觉桑巴，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跃然而出，引人入胜。《黑帮暴徒》通篇是好莱坞语法，对西方观念的迎合令人惋惜，只有强劲的击鼓让非洲热风轰然到来
假如这不是一部南非电影
盛誉就将砍去一大半
尽管并不是个蹩脚的作品。
但盛誉似乎更偏向于鼓励。
我不太喜欢这部模式化的电影。尤其是主人公对母亲、父亲回忆的那段——也恰恰是这个故事最根本的心理动力——苍白无力，仿佛戴着全世界千篇一律的面具。
所谓的黑帮。。。。。。就更。。。。。勉强了。
SIGH一下。
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率领的船队首次发现好望角，西方开始了解有这样一块土地的存在。200年后，荷兰人在南非定居，建立了殖民地，从此西方人又用铁镣和鞭子拖着南非人走向现代文明。他们教会了南非人现代生活价值观，却没有给他们财富。他们给了南非人信仰，却没有给他们食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种族隔离制度被取消之前，几乎所有电影院都只对300万白人开放，对1150万黑人和50万印度移民来说，是几乎没有电影的概念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独立十年之后，他们的电影作品举世瞩目。2005年2月，南非电影《卡雅利沙的卡门》获得第55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年，南非电影《昨天》冲击第77届奥斯卡获得提名。2006年春，南非电影《救赎》终获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但是与《卡雅利沙的卡门》的实验性和《昨天》的社会性不同，在经历了一系列对电影语言的摸索后，南非电影通过《救赎》走向人性的回归。
谁来承担自己的成长？Tsotsi一直困惑这个问题。他的母亲患有爱滋不能给予他抚养，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总是暴跳如雷
《黑帮暴徒》纳別卡恩特普沃特出演，人性的，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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